导读：“第二届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国际论坛”于2015年4月1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
　　以下为演讲实录：
　　寇宗来：首先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的一些研究心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知识产权、风险投资跟中国或者上海的自主创新。我这里面分享的一些心得主要是我们近期在上海张江自主创新区调研之后得到的一些研究结果。
　　过去中国经济的奇迹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要素动员，以及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大规模投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环境压力持续增加，使我们获取国外的核心技术越来越难，原有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所以习总就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下面，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增长要下降，第二个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速度下降的同时要通过质量来弥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增长引擎，过去主要是要素动员，现在要变成创新驱动。
　　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个就是政府依然要起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在创新领域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呢？大家如果看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那个里面就讲原有计划体系为什么不行呢？主要是计划体系没办法解决创新过程里面所面临的信息以及激励问题，创新是打破常规，很难计划。但是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创新通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进行纠正，但是政府的纠正也需要一定的前提。
　　过去中国对创新一直在进行干预，我们可以把创新理解为一种投资，人们进行创新的动机就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技术收益，按照这样的分类，可以把创新政策放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基于要素的政策，主要是降低研发成本，主要是通过政府对特定的企业进行补贴，或者进行税收减免。
　　过去中国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政策我们经过调研或者各种统计，实际上效果不是很好，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问题，因为在补贴的时候，政府要去选择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某些企业，而政府在选择企业和产业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专业的技能，所以最后政府选择的战略新兴产业里面都没有BAT，政府支持的领域很多都死掉了，不支持的反而起来了。最近国务院也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限制地方政府对于特定企业进行补贴，这一类政策的可行性也有问题。
　　第二类政策就是面向产出的，主要是扩大创新的收益，在这方面主要是知识产权跟市场整合，它跟投入端的政策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放松了政府在进行创新干预时候信息的约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判断哪个企业是好的，只有那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才能够在创新过程中获得报酬。但是在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还是有争议的，反对的人就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技术的进口国，如果强化保护，主要是拓展了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市场力量，所以得不偿失。但是实际上支持的人也有很多的论据，比如说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我们也有很多国内的本地化的需求需要当地的企业进行创新。另外还有说只有强化保护这方面，也能够改善我们的模仿机会。中国的山寨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小企业去山寨大企业，还有很多大企业去山寨一些创新企业，利用它的优势把创新企业干死，这种山寨行为会导致一个市场，就是你作为一个创新者，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成本收回来才能赚钱，所以造成市场的短期化行为，也会导致面向底部的恶性竞争，也会损害企业建立品牌的行为。
　　另外就是跟知识产权相关的，确立基于个人的知识产权非常重要，这个主要是跟周曦处长讲的一样，我是以产学研来讲，大家都知道中国，尤其对于上海来讲，因为我们有很多高校，所以在建设国际创新中心的时候，大学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高校知识产权的转化率非常低，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里面的知识产权是全民所有的，一旦要转化的话就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你还没赚钱就进牢了。把产权确定到个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现在有人说我们只要确立的一半，比如到高校似乎也可以，但是中国跟美国还是有区别，因为我们的高校也是全民所有的，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国有资产的评估，只要一评估就死掉了，时间非常长。在产学研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校的教师的目的跟企业的目的是有差异的，高校的教师主要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企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两个目标怎么对接呢？我想了一个主意，不知道合不合适，你既要让这个老师同时是老师又去创业挺难的，但是有一种办法就是让他有个创业假，这三年五年你可以出去创业，创业成功你就可以回来，创业失败也可以回来，一辈子大概只有两次或者三次创业假的机会，让这个人该干啥就干啥。
　　知识是力量，但是在创业里面，单纯知识是不够的，我要强调的就是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我们的传统经营体系没办法去为创新服务，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有银行没办法对小微创新企业进行资助，这个也有原因，因为没有抵押，又高风险，所以不行。那么根据美国硅谷的经验，风险投资、天使是非常的重要，关于这方面我觉得上海或者张江应该有双边思想的思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我们在调研过程里面发现，也是一些做PE/VC的人说，现在制约中国VC发展的重要的问题就是税收的问题，比如说双重征税，你作为VC最后退出的时候要交税，再到个人的时候还要交个人所得税，等于是双重征税。另外一个是基于项目的交税，你投资了100个项目，最后只有一个成功了，成功的项目要交税，其它的因为你亏了也不给你补贴，美国对于天使或者VC早端是有税收补贴的。
　　建议上海应该对风险端比较大，前期应该有一些税收的优惠，如果说我们有了大量的VC，对于政府来实施产业引导也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们的政府自己去选企业很难，经常选错，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用选企业，只要选VC/PV就可以了，谁玩的好就很容易了，看报表就可以了，政府还可以做引导的，比如说发展医药行业，专门投那些致力于医药行业的VC，政府原先是直接补贴，现在只不过换成间接补贴，政府要搭这个市场的便车，也就是原来政府的资本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杠杆功能，第二个是信息发现功能，原来两个都要做，但是我们在信息发现方面很差，政府只要回到杠杆功能就可以了。谢谢！